年事

初二。

过年是肥肉滋生的时候。

高一寒假结束,刚刚开学,班主任静姐把一干班委喊到教室后门处的楼道,看了一圈,说,大家都没怎么变,只有文涛胖了。

每年的这几天,吃各种东西,吃大量各种东西。东家西家串门,到谁家都会被递上各种零食,瓜子、糖块、花生、开心果、包子、饺子、饮料……

虽然使劲儿控制,还会使得肠胃不太舒服,甚至罢工,但愿今年不会。多年以前,过年是一个隆重的仪式,平时无论多么节俭,过年时都会各种铺张浪费。经济条件因人而异,但各家各户都有自己铺张浪费的标准,并严格贯彻执行。再穷不能穷三十儿初一。

小时候觉得这就是幸福生活了。

可幸福生活哪来得那么容易。

也许是见的多了,想要的也多。前些年大鱼大肉看见恶心,如今瓜果蔬菜也不能吸引我的胃口。

所以这些年越来越爱吃咸菜。放在过去,这是很非主流的爱好。而今天,包括家人在内,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一样。

是物质生活要求高了,还是味觉器官退化了?

我家门口有个网吧。网吧的顾客是村里的孩子。大年三十是网吧的旺季,因为孩子们这个时候都有钱。

网吧、游戏机、台球厅,作为同一种形态在台头存在多年,最远可以追溯到我还没记事的时候。多年前台头的游戏厅被分为两种:小型游戏机厅,和大型游戏机厅。

小型指的是红白机以及类红白机,特别是小霸王其乐无穷啊。大型指的就是传说中的街机。我以为,叫它大型是因为它大:七八岁的时候,一台大型游戏机比我要高。

我曾经偷我妈的钱去打大型游戏机。

我曾经长途跋涉,去桥南边另一个村的游戏厅解瘾。

我还曾经长途跋涉,去桥北边又一个村的游戏厅解瘾。

由于行踪保密,处事谨慎,我一直是班里的好学生,一个不玩游戏机的好学生。

有一年,小学班主任决心整顿,雷厉风行地剿灭了班里一个玩游戏机团伙,发动了无产阶级游戏机文化大革命。

她对所有的落网分子一一逼供,要求说出团伙中其他成员,比如一个典型的问题是“你还看见过谁玩游戏机?”

一供十,十供百,威逼利诱之下,班里所有的男生都被供了出来。

除了我和小C。

但事实上,在一次我月黑风高长途跋涉去桥北边又一个村的游戏厅解瘾的时候,我们俩曾经邂逅过。

小C说,你别告诉老师,我就不告诉老师。

我同意了。

于是,在那次大家都被揭发出来的游戏机文化大革命中,小C和我幸免了。

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

每年我的一部分压岁钱,是花在游戏厅的,因为这是我一年最有钱的时候。这个习惯延续到后来不再拿压岁钱的时候。或多或少,我和弟弟每年都会在游戏厅里消费一些。

年轻一些的时候,每年都会玩着游戏,看到游戏厅老板家包饺子,然后快到十二点了,我们回家吃饺子,吃完睡觉,一觉醒来再去游戏厅。

年复一年。

我们会跟家里说,去找同学玩了。事情真相,只有我和弟弟知道。

还有一个人,是我爷爷。他并不是偷听了我们的谈话或者破解了我们的通讯秘码,只是凭着对台头青少年敏锐的洞察力,发现了这个规律:

小孩儿多的地方,基本会有个游戏机厅
如果小孩儿多的地方,里边还特别吵,那么,有游戏机厅的可能性+1
门口有卖糖葫芦的(天津人叫糖墩儿),可能性+1
门口有押宝小车儿的,可能性+1
有小孩儿在门口打架的,可能性+1

以上规律,配合使用“我们不在家”这个事实,基本可以知道去哪里找到我们,这是我爷爷的诀窍。

三十儿晚上,我跟弟弟说,咱爷最了解小男孩儿。

爷爷已经不在快十年了。

莫老师说过年的时候,只有自己一个小孩儿。

这是我曾经非常羡慕的。

现在不那么羡慕。

过年这些天,到处都是人,很难静下心来,看书也看不进去。初三那年,我在哇哇的春晚声中,看物理竞赛培训资料。

每年寒假,都带一堆书回家,想要把这题做了,那本书看了,某个问题解决了,信心满满,信誓旦旦。

但事实是,每次还都会把这个书包,原封不动地背回学校,大部分书在整个儿寒假里,根本没有走出过书包。

直到上大学,寒假不再带作业回家。

毕业后工作的第三个年头,第二次春节。

依然没有年终奖。

这是个让人期待神往的东西,在我这里近乎神圣。

我希望下次春节的时候,能拿个年终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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